来源：科学时报
1月23日，由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中国委员会（CNC-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DIVERSITAS）共同举办的主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CNC-IGBP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CNC-IHDP主席、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CNC-WCRP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崇银，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锷，国际科联执行主任陈德亮作了相关报告，CNC-DIVERSITAS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委托CNC-DIVERSITAS秘书长马克平代作报告。共有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等约250人出席会议。
丁仲礼指出，国际上7个影响较大的减排方案没有考虑历史上各国在实际排放上形成的巨大差别，这7个方案都分配给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未来排放权，这将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正当权利。他强调，要警惕由某些发达国家设计的减排路径“陷阱”。一些发达国家以气温对二氧化碳的高度敏感性和气温上升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影响为由，规定将地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阈值。“IPCC的减排方案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因此目前不能作为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依据。”丁仲礼说。
丁仲礼认为，“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面临如何应对“三可”问题中的透明度、如何获得更多的排放空间以及如何借减排压力推动国内绿色发展等三大问题。长期排放权之争是今后谈判的焦点，气候变化的争论还将继续。目前对气候变化的观测还不够，只能通过长时间的观测研究，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黄锷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的确存在，但是气候变暖的危险性也许被夸大了。“气候变暖”说在学术界成为主流，这主要是因为目前IPCC是支持“变暖”的。节能减排、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必要的，但气候变化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全面分析气候变化需要时间，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要科学理性对待气候变化，而不应该将其上升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宗教问题。否则，对于科学研究是不利的。”黄锷说。
